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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培训原本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手段而诞生，但随着近几年迅速发展，尤其是“只抓分数”的学科类培训越来越火，学生、家长苦不堪言，又难以自拔。教育也渐渐成为一些机构逐利的战场。教育资本化、产业化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增大了孩子学业压力，带坏了教育行业风气。

　　校外培训火热也带来了巨大的忧虑，忧虑全民校外补课背后隐藏的巨大危机，忧虑全社会对应试教育和分数至上的狂热追捧，忧虑社会发展对教育的畸形期待，忧虑教育生态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一言以蔽之，人们忧虑校外培训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促进儿童生命成长与健康健全发展。

　　校外培训之路到底该如何走，其中存在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治理，已经不单是市场的问题，也不单是家长、学生焦虑问题，或者学校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各方面、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研究解决。

　　据统计，在2019年60万家培训机构的基础上，2020年新增40余万家，注销10余万家，机构总数远超同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加上同一培训机构可以多点办班，客观上，校外培训机构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有巨大影响力的存在。

　　实际上，多数培训机构钻了教育评价体系和考试招生制度不完善的漏洞，不注重开展全过程教育，只关心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一些学生和家长受“唯分数”“唯升学”影响，也仅从提高考试分数出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在参加校外培训上，越来越多的学生难以依据国家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课时安排、教育程序，完整、系统地接受义务教育。

　　学校教育、家长、学生、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校外培训大有再造一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趋势。

　　校外培训的大量出现，在治理过程反复变身存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将学生和家长置于两难面前：是选择快速“提分”以应对短期、功利需求，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还是选择依据规范和规律，循序渐进获得健全成长。

　　现实中，大多数家长不能理性选择，焦虑情绪产生不断蔓延，带着孩子涌入培训机构加入“提分”竞标赛。培训机构又利用家长“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攀比心理营销，推高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和依赖，使得不少孩子失去童年、失去自主、失去生成志向的最佳时机，背上超重负担，损害身体健康，形成被动型人格。这或许能在“提分”竞标赛中实现短期功利性愿望，却可能影响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长远幸福，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发展、民族前途。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不良趋势，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让越来越多的教育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范围过度培训直接影响到教育考试评价结果的真实性，阻碍了教育实质公平；违背人的成长发展规律，不利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人的健康成长；挤压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时间、内容和价值取向，难以实施完整的教育，与“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相背离。

　　立德树人，是“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确保国民教育体系的健全和正常运行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

　　治理寄生在现有教育体制机制和考试招生制度上的培训机构顽疾，需要防止它们在现行教育体制外的一条利益链上运行，自成体系；需要引导教育培训机构遵从教育方针，为学生多样性学习服务，成为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有效补充。只有整体形成良性教育生态，才能更有效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国，培养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

　　有的校外培训机构很强调应试和做题技巧，学生往往只能学会套公式，学不会独立思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等行为，但放眼当下的教育培训市场，这些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甚至有部分培训机构准备两套讲义与教案，备案一套、上课一套，应付检查一套、实质授课一套，超前超标培训等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有一线教师反映，部分辅导机构只用二三十天的假期就教完三四门学科一学期的课程。然而，提前学Bsport体育习，一些学生学到的不过是“夹生饭”，并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反而消磨了兴趣。

　　一些校外辅导班的培训内容比小学教材超前不少，违背认知发展客观规律，伤害学生的创造力和探究能力，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没有正面作用，甚至影响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自主性。还有部分培训机构宣称具有“专业的教研体系”“好成绩源自好方法”，但所谓的专业教学方法，多是“考点题型精准把握”“10秒解题，秒出答案”，应试指向十分明确。

　　校外培训乱象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专业的从业者、良莠不齐的培训人员。“万中选一好老师”“清北一线%以上毕业于重点高校及师范院校”……很多培训机构在广告中强调师资的名校背景，而对好教师的定义，大多是毕业于名校、“深谙各类型考试的命题规律和方向”。然而实际走访调查中，一些培训机构的师资并没有宣传中的质量高，很多培训机构的教研深度不够，很多教师在备课时研究的不是教学，而是做题。此外，机构聘请的教师虽然持有教师资格证，但授课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一些“网红”培训教师违背学习规律、拔苗助长，教学质量堪忧。

　　而且，校外培训机构对教师的考核大多是“续班率”。在机构以市场化为导向、紧盯“续班率”的指挥棒下，很多老师关注的不是教育教学，而是营销话术；不是学生的长期成长，而是短期的提分效果。

　　许多孩子放学后被送校外培训班，甚至天天连轴转：白加黑、五加二、寒暑假都没得休息，这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其中有些题目，大人做起来也难，容易出现超龄学习的现象。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委会主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马光瑜说：“校外商业培训机构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并非以教育学生全面成长为目标。虽然培训机构和家长双方的选择看上去都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模式营造出来的社会风气会‘绑架’家长和学生。”

　　此外，还有机构“烧钱营销过头”，过度制造焦虑，让人感觉全国人民的孩子都在补课、上培训班，家长孩子因此越来越着急。部分培训机构还存在“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给补课家庭造成经济损失。

　　很多家长认为，为了子女能上好学校，应该尽可能让他们在课外多学，即使这样对孩子有些负面的影响，但既然大家都这样，我们也只能如此。如前所述，这一观念背后有着扎实的社会现实基础，家长的行为有外在的合理性。

　　但是，这一合理性，即为了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更超前、更大量地进行课外的学习，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规律出发，孩子的身心发展和学习成长是有规律的，不按这个规律来，这种校外教育的大量投入，并不一定能收获和投入相应的效果，还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已经很好了，而课外学习时间则真的是太长了。根据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研究，中国15岁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上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校外学习时间也最长。同样以学习压力大、强度高著称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每周的课外学习时间也比我们少5-10小时，而成绩并不比我们差多少的芬兰，其每周课外学习时长却比我们少20多个小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期的过程，许多行为和做法在短期内也许看不出有什么影响，但在学生成年之后，那些当年播下的种子会逐渐结成果实。我们现在无法了解当下的教育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但美国已经提供了一幅未来的可能图景。

　　卢金诺夫和海特在分析美国当下教育问题的著作《娇惯的心灵》中指出，由于“直升机父母”的过度保护、通过充分利用孩子所有闲暇时间来实现精心栽培的“精密教育”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玩耍的消失（以及其他社会原因），1995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进入大学之后，已经呈现出过度敏感和脆弱的受害者心态，以及过于追求情感上的舒适等“娇惯”的品质和观念的谬误。

　　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但近年来逐渐增加的网瘾和青少年自杀等事件实际上已经敲响了警钟。即使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预测，越来越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也必然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尽管这仅仅会以某种概率呈现出来，当它发生在具体的家庭中时，这种概率就会转化成确定的伤害。

　　在当前的社会竞争下，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样的军备竞赛和无尽的消耗，离教育的真正意义越来越远。

　　迎合学校老师的教学任务产生的家长需求，为了提高分数，采用延续课堂应试主义的教学方式，急功近利地用一心刷题套路，尽快获取分数的提升，是当下校外培训班的总体面目。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挤占了身体素质锻炼的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时间，也挤占了学习方式转型自主学习，培养学习能力学习兴趣的时间，始终像一个陀螺，在分数——刷题——应试的逻辑中打转。出于功利心态的驱使，手段必然是舍本逐末拔苗助长的。生源上看，因为盈利性驱动，补习机构不是对学有余力的Bsport体育人做拉长板的兴趣培养，而是面向所有有家长敞开大门，补习机构宣称要考试其实是营销方式，做表面文章，目标简单直接，仅仅是分数提升，不注重核心素养，学习的能力。

　　成绩落后的学生依靠记住公式套路，可以在应试刷题中提分，却在真正的能力素养上失去了提升的机会，在身体素质上失去了提升的机会，这样的补习班却大受欢迎，为什么？因为老师找家长谈话了，因为家长在唯恐落后的虚荣攀比中不淡定了，因为补习机构在宣传师资如何优越不去你就落后了，老师家长培训机构，这三个教育中的重要主体联合一致，形成了提高分数大战的集团军。

　　表面上看，这些人抓分数很有效，孩子分数上来了，可是学习方式不是自主独立的，课堂教学没有形成学习能力，课外补习依然没有形成学习能力，这样的分数，含金量是低下的。

　　哲学上看，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外因是重要条件。学习也一样，最重要的是靠自己学，比如海量的阅读，可以拓展知识面，培养文字的熟稔程度。平时观察思考的记录，成为日常的练笔。这才是脚踏实地点滴积累的作文能力培养方式。这是补习班教不出来的。老师要指点的，就是这种学习掌握能力的方法和所以然的探索发现的思维逻辑。

　　可是当下付钱买不到这样的教育。迫于集团军压力学生只好为了分数而补习，只做表面文章，不做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样的补习大战，并不是科学和理性的教育选择。

　　校外培训乱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难题，对其危害性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们最终关心的还是：问题如何解决？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校外问题须从校内去找答案，培训需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单纯堵是堵不住的。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治理校外培训的种种乱象，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加快改变校际不均衡和评价标准单一等现状，才是校外培训乱象的治本之道。

　　校外培训机构本应是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如今在城市里却几乎覆盖所有学生，人人趋之若鹜，大有再造一个“教育体系”之势。面对校外培训机构无序扩张，将孩子练成“做题机器”，加剧教育“内卷”的严峻现实，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抓住根本。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分数至上”导向，同时从供给端入手，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激发办学活力，让学生在校内“吃得饱”“吃得好”，自然就不会再惦记校外那一口。

　　为此，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从“质”和“量”两方面做加法：一方面向课堂要效率，一方面延长在校时间、完善校内托管。

　　当前，针对“三点半”难题，全国各地正通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保障课后服务开展，服务结束时间一般不早于下午5点。尽管不少地区已有所探索，但也面临师资、资金、管理等方面的现实挑战，一些地方弹性离校制度变成家长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许多人因此呼吁：统一延长在校时间，将课后服务正式纳入学校日常教学管理。

　　与此同时，不断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丰富课后服务的内容。可以平等自愿、双向选择、适当收费为原则，把部分校外培训资源整合到校内，纳入规范化管理，充分利用学校场地、人员等资源，为学生提供特色化、差异化服务，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这一办法，可以让部分培训诉求得到满足，家长花的钱更少，孩子在学校更放心，学校能够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教学，一举多得，或可探索。

　　此外，有关部门也不妨协同起来，整合少年宫、科技馆、美术馆等教育资源，建立一个公益性的校外教育体系，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校外培训从迅速增加到成为治理难题绝非偶然。治理校外培训乱象必须找到校外培训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教育评价权力过度集中，评价标准过度单一。二是学校之间不均衡，学校内部活力不足，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客观上迫使家长和学生产生对“好”学校的需求，而现有入学体系中，特别是中考和高考中，分数依然是进入“好”学校的“硬通货”或“刚需”。

　　于是，“提分”需求产生并不断扩大，催生了培训机构的不断增加和野蛮扩张。在这种大背景下，培训机构的定位、运营方式与手段决定着在提高考分上比体制内学校更高效。

　　从根本上治理校外培训乱象，必须优化整个教育运行体系，改进评价标准，以更高的标准实现学校间的均衡，提升学校的活力与效能，从根本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提分”的需求，降低他们对学校的失望和不信任，这才是对培训乱象釜底抽薪、最为有效的治理。

　　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切实提高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尤其是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激励学校和教师依据各自的实际，有效提高学校的办学效能和质量，减少家长对学校的低能、低效和失望感而有求于培训机构的机会。要以教育效果为衡量标准，不折不扣地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刚性要求。

　　对培训机构而言，则要从学生成长发展全局、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校正自身的功能定位。学习需求多样化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学校内的资源无论如何都难以完全满足学生成长的全部需求。要引导教育培训向服务学生多样性学习方向发展，不再进行义务教育课程内容的强化培训，而是将学习诊断、针对性服务、学生志向生成、社会实践等作为主要培训内容。

　　来源 校长会 《深圳拟推迟两小时放学？校长怎么打好“课后延迟服务”这张牌，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2020年11月17日，深圳教育局发通知称：为缓解中、小学生放学时间与家长冲突的问题；深圳拟将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学校所有学生的下课时间推迟2小时。

　　据深圳教育局发布的《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课后延时服务有如下特点：

　　其一，课后延时服务主体为学校，服务对象是深圳市所有公办、民办学校中小学在校生；由学生及家长自愿选择参加，学校不得收费。

　　其三Bsport体育，服务内容应更加丰富规范；为自主作业、教师答疑，就近去少年宫、美术馆、社区活动中心等活动。

　　其四，课后延时服务专项经费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作为控制数，经费有所提升。

　　其五，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校内教师的取酬按照每人每次（2个课时）不低于150元、不高于300元给予补贴，且月补贴总额不超过班主任津贴额度。

　　深圳版“课后延时服务”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不久，教育部在公开回复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的提案”时指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持续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

　　其实，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三点半”“延时服务”等问题的解决途径，部分地区做法也有亮点：

　　2018年以来，北京全体中小学也实现了校内托管服务的全覆盖，周一至周五，每天基本延至五点半左右。学生和老师自愿参加，政府财政将给予补贴，学生不收费，老师有薪酬补助。

　　北京各个学校专门建立托管服务管理中心，由校长、家长、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校内托管班”周一到周五开设，延续两个小时，从三点半到五点半，主要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允许针对个别孩子进行个别诊断、答疑、辅导等，“但绝不允许集体上课。”

　　上海在2019年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回应了家长对小学生放学后校内看护的需求。

　　一是延长服务时间，在本市小学已经普遍开展放学后课后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至下午6点，具体服务时间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是课后服务原则上覆盖到所有公办小学（民办小学可参照执行），覆盖所有确有需要的小学生，优先保障残疾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需求。

　　三是以教职工为主提供服务，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教职工轮流排班、返聘退休教职工等方式提供服务，确有需要的可引入社区教育力量或社会公益性机构。

　　四是服务内容方面可安排做作业、自习、课外阅读等活动，也可开展劳动教育和体育、艺术等活动，但不得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进行集体教学或补课。

　　2019年，青岛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生课后校内托管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课后校内托管的实施要尊重差异、尊重意愿，学校免费托管服务和引入校外培训机构个性化服务两种模式并存，对个别特殊情况要灵活安排适当延长托管时间。

　　托管服务内容可与素质教育和学生全面发展结合，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

　　此外，学校安排与家长意愿结合，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托管时间要在统一安排的前提下提供个性需求服务。同时，将校内托管与校外活动结合，托管服务可以延伸到校外，组织适合的校外活动。要根据家长意愿，可以由家长委员会主导引进优质校外教育资源。可以聘请退休教师、志愿者、学生家长等社会力量参与托管服务。

　　科学设置运营模式。以家长自愿选择为前提，以不增加小学生课业负担为原则，为小学生提供“免费托管+个性服务”两类校内课后托管服务。

　　第一类为本校教师负责管理，以看护学生安全和完成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免费基本托管服务，托管时间从放学后到下午6点；第二类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有偿托管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进学校，根据学生兴趣和需求开设阅读、科技、体育、艺术等兴趣小组活动，由第三方机构收取适当费用。

　　开发课后托管管理系统、微信公众号等，方便家长了解学校课后托管开设情况、报选课后托管类别，实现家校交流互动。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坚持公益普惠原则，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产生的成本由政府、学校、家长等共同承担。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进校园提供课后服务的，学校无偿提供场地及相应资源，降低运营成本，第三方社会机构对收取的费用进行专账管理，并在每学期末进行公示。

　　鼓励教职工参与校内课后托管，规定其参与托管所得收入在学校原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外核增，单列管理。教职工参与由第三方社会机构举办的校内课后托管工作，劳务报酬由举办机构按规定支付。

　　强化监督管理效能。充分调动家长参与第三方机构的遴选和管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成立由家长委员会、行政干部及教师代表组成的第三方机构准入评审小组，制订评分标准，对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定打分，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民主决定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开展个性发展服务质量、家长满意度的跟踪和监管，定期组织对第三方机构服务进行评估、考核。对于拟准入的第三方机构，需向第三方监管金融机构存入30万元以上质量保证金，如存在提供虚假资质、托管服务出现较大管理过失、服务质量和内容与承诺明显不符、年审有不良记录、综合满意度低于80%等情况，将被立即终止参与第三方托管服务资格。

　　除了实现帮助父母保护和照顾孩子的初衷，美国的学后托管项目还旨在培养孩子生活、情商、智能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能力。

　　学后托管项目主体是托管教育机构，各级公立学校都可以办理，所需经费由所在的州政府提供。

　　严格的规范运行，是美国学后托管最大特点。由政府、社区、家长共同组成一整套严密的监管体系，教育部门只起主要的统筹和协调作用。

　　所有从事托管教育的老师都必须通过政府的专业训练考核才能上岗。托管班的师生比则严格控制在1:10到1:15之间；每个托管中心除了由一位专职执证老师负责，还必须配以多位兼职教师、大学实习生、家长以及社区志愿者等。

　　在法国，课外托管教育又被称作“课外活动教育”，属于市政服务范畴，主要由地方政府依托学校和各类协会提供。

　　以巴黎为例，巴黎小学生放学后可以在主题工作坊、自习看护、“蓝色工作坊”（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类）、阅读工作坊和学业辅导等五类科目中选择两个，其中需付费参与的有自习看护和“蓝色工作坊”，其他免费。

　　为支持地方政府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法国政府设立了2.5亿欧元的国家启动基金，各市镇能获得每个学生每年50欧元的补贴，经济最困难的城镇和偏远农村可以享有每个学生每年90欧元的补助。

　　师资方面，法国政府规定活动组织团队中至少有80%的人持有或即将获得活动组织者任职能力证书或相应的资格证书，一名活动组织者最多只能看护18名6岁及以上的孩子或14名6岁以下儿童。

　　日本2007年就开始推行“放学后托管”项目，政府将儿童课后照顾服务纳入公共福利体系，在管理上向社会开放，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鼓励民营机构、社区等民间力量参与运营。

　　“放学后托管”项目主要面向10岁以下的小学生，分为“放学后儿童教室”与“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两类。前者由文部科学省负责，侧重文教培育，面向所有小学生；后者由厚生劳动省负责，侧重保育护理，面向双职工家庭、残障家庭等家长难以长时间看管的小学生。

　　但两项事业在实施场所、开展内容、运营时间等方面保持一致，开展紧密协作与信息共享。

　　·最基本的接送（学校到托管班的接送，也可以接送孩子上下补习班，有特殊要求可送孩子回家）；

　　·安全确保（孩子进出托管所均有短信通知，并将相应信息发送至家长手机；准备有联系本和联系袋子，每天把托管班的信息、通知写在联系本上，进行沟通）。

　　除学校教师外，庞大的志愿者团队是最大特色。地方居民、大学生、企业退休人员、民间教育工作者、文化艺术团体等均可申请成为志愿者。

　　新加坡目前建立了162所校内学生托管中心和261个社区托管中心，“学后托管”服务面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所有学生。

　　学生托管中心主要为学生提供放学之后的管理服务（大部分不提供补习，一些学校会提供小班化教学），侧重传授孩子们各种社交技能以及情绪管理能力。因此，它不似补习中心，更像是校园里的另一个家。

　　托管中心会对学生在餐饮点心、学习材料等方面进行收费，但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向学生托管费援助计划申请津贴。

　　特点一：两个时段，针对不同人群。下午时段主要以一、二年级的双职工、低收入阶层、单亲家庭中需要托管服务的学生为对象。晚上托管是为仍需要延长托管时间的学生提供的服务。

　　特点二：校长具有更多自主权，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设定托管时间，充实托管教室设施等。

　　特点三：跨部门综合支持。教育部、保健福利部、女性家庭部等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强化一体化互联互通，协同推进课后托管服务的实施。

　　特点四：激活学校和社区同时进行托管服务，强化与社区托管机关的联动；充分利用当地社会资源；充分利用大学生服务活动；积极邀请家长和退休教职员工参与。

　　澳大利亚课后教育服务主要设立在小学里(学校礼堂或操场)或靠近小学的地方，也有的设立在社区中心、礼堂、儿童保教中心、邻里家中和娱乐中心等一些地方，通常由父母协会或非营利性的组织经营。

　　目前，澳大利亚还在尝试各种新的儿童课外看护教育服务模式，包括一些半营利和营利模式，但总的来说，仍以非营利的“全年看护”模式为主。

　　无论如何，关注生命本质，回归教育本源，是解决校外补课的根本举措。只有把教育的重心与重点始终放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目的上，并重建培养人性、重塑教育灵魂的价值观，全民校外培训的怪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